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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 追呀追呀我不停的追，追到方庄的尽头在学校的时候，我很少在两点之前睡觉，因为男生宿舍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早不请示，晚要汇报”，有些人也把这项行为称之“卧谈会”。一般宿舍里聊得最多的内容有两个，篮球和姑娘。对于篮球，我一窍不通，只听说过有一个违例行为叫“三秒”，所以每次参与的对话只和姑娘有关。但我丝毫不因此遗憾，反倒十分庆幸。这使得我谈论姑娘一事纯洁了许多，至少没有把它的色情意味同与之紧密联系的体育事业相结合。
在别人谈到自己喜欢的姑娘时，几乎都表现出了一种担心，就是她有男朋友怎么办。这时候王老师总是苦口婆心同时富有耐心的对他说，“我操，你管丫有没有男朋友呢！我问你，你是想和那女的有点儿什么还是想和她男朋友有点儿什么？肯定是那女的吧！所以就没必要考虑她男朋友。如果这女的不懂事儿把你追她的事儿告诉她男朋友，并拿着板儿砖过来拍你，那你就把手一扬，做一个阻挡的动作，并且告诉他，‘你别拍。我是想和这女的发生关系，不想和你发生关系，所以在整个事件里，只存在我和这女的，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你说你在这儿拿个板儿砖是什么意思？想拍我？为什么？凭什么？你凭借着什么样的理直气壮行使这个行为？有吗？没有。所以你应该表现的自信一些，当这女的以你女朋友的身份对你说有人勾搭我的时候，你应该大意凌然的告诉她，没关系，他竞争不过我的。如今你想拍我的行为只能说明你对自己的自信不足。’”
很多事儿就是这样，别管那么多，想追就追，就像超女一样，想上就上。其实催稿费也是这个道理，你不用考虑今后跟这个编辑的合作关系，但凡是个正常的编辑都不愿意拖欠稿费，如果有延发或不发的情况，基本上都不是编辑的问题，毕竟稿费不是编辑自己的钱，他给你了对自己没什么坏处，还能落得一个靠谱的名声。
这次我和健崔去《音乐周刊》讨稿费就是这么个事儿。大概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弥散开始和我们约碟评，当时她保证的是稿费标准千字200，三个月一结帐。但这事儿一直拖着，拖过了新年，又拖过了除夕，在正月十五元宵节来到之际，我们仍然没有看到稿费。此时初次担任编辑的弥散非常委屈，一个劲儿跟我们说这不是她的问题，并说了一大堆理由为自己开脱，其真诚的程度让我们感动，这一点从她和我们吃饭就能体现出来，每次吃饭的时候，她总是在我们快吃完了的时候才到，并几乎在一口不吃的情况下主动结帐。不过这些行为改变不了我们拿不到稿费的现实，她那些解释的理由对我们来说基本上都没听进去，因为我们压根儿也没怪她。我们知道这里面的问题不在于弥散本人，一般都是他们杂志的领导压着不发。
后来又经过了三八和五一，眼看着教师节就到了，我们依然没有拿到稿费，致使我和健崔一度把各自的手机彩铃改成了杭天的“还给我吧，我的时间我的钱”。就在前不久，我和健崔决定“再也不能这样活”，想方设法要到了他们运营总监的电话反映了这个情况，并且按照《音乐周刊》杂志上提供的地址，前往了位于方庄家乐福附近的《音乐周刊》办公室，跟那个姓张运营总监说明了这个情况。对方很客气，并且在正常交涉之后与我家常里短的讨论老北京小吃。后来在胡主编的协调下，我们达成了口头儿协议。
如今终于收到了稿费，心情喜悦，并且听说因为我和健崔勇闯《音乐周刊》的行为触动了他们的运营总监，一下子把所有的拖欠稿费都给发了。据说有人一下子拿到了8000多块钱的欠款，我为他高兴，并且产生了办一个“撰稿人权力委员会”的冲动。至于那个人是谁，还是别透露了，一是出于假惺惺的保护，二是觉得8000不多，毕竟都是作者一个一个字写出来的，纯属血汗钱。 9月28日 犬儒主义周杰伦我这人平时总是大大咧咧，好多事儿亏了赚了都无所谓，但偶尔也有心重的时候。这几天我就有点儿别扭，原因要追溯到半个月之前，《成都商报》约我写了一篇周杰伦，看他们要的很急，我也就没给人耽误。前些日子收到了样刊，看了之后有点儿不乐意，版面上把我的稿子挤在了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最要命的是在稿子最开头赫然写了四个大字“读者来信”。他妈的，什么叫读者啊？我什么时候读过《成都商报》啊？怪不得稿费标准千字200的他们问我多少钱稿费合适呢，敢情多出来的都是因为这四个字造成的精神损失赔偿。早知如此我就跟他们说一个字一块钱了。
原文如下：
按理说当一种东西泛滥的时候，也就该达到它的鼎盛时期了。但对于华语乐坛的R&B而言，却不是那么回事。自从陶喆和周杰伦创造了它的虚假盛世之后，这个领域也就开始了越盛世越虚假的发展趋势。其实从风格的划分上来看，陶喆这些年的创作更加符合R&B的原始特征，将节奏的切分当作他写出一首好歌的关键因素，而周杰伦根本算不上R&B，他追求的不是字母R代表的节奏，而是用《千里之外》和《菊花台》将民族古典情怀嫁接在带有些许R&B色彩的流行音乐上。
相比之下，内地的R&B却毫无保留的效仿这几年美国公告牌上的此类作品。当中尤以胡彦斌最为明显，这个曾经把自己称作音乐皇帝的人希望通过细声嫩气的嗓音尽可能准确的效仿美国人的当代R&B作品，但他却忘了美国人的细声嫩气是依托在过去灵骚音乐的文化基础之上的。所以当他把美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演唱给中国人听时，总让我们觉得有点儿别扭。这次让周杰伦用来批驳崇洋媚外的《红模仿》也是这个意思，其中的一句“我要做音乐上的皇帝”似乎就是对胡彦斌的暗讽。
除了《红模仿》之外，专辑当中的《本草纲目》也貌似是在弘扬民族文化。如果仔细分析他整张专辑的成分，会发现他对中国传统与民族文化的热爱并不像这两首歌里说的那么专一，否则他不会用《退后》、《心雨》和《白色风车》的台湾流行音乐曲式表达着他对R&B唱腔和四分之四拍的热情。因此，我们只能用貌似来形容他对民族文化的弘扬。
这种看似狭隘的民族主义其实就是他成功秘诀的犬儒特征。自从80年代开始，能让国内歌迷听着亲切，并且真正做到了大红大紫的歌手演唱的都是与中国传统民族因素有关联的作品。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邓丽君，她那些经典到极致的作品几乎都是根据民歌改编的。前几年的刀郎也是将西域文化嫁接到流行音乐当中，才成就了他的惊人销量。聪明的周杰伦早就看出了其中的奥妙，并把二胡、古筝以及假文酸醋的古典文学词汇融入到自己的创作当中，从而不怎么R&B的他却在R&B领域超过了非常R&B的陶喆。
另外，他还用《迷迭香》尝试着全新的Bossa Nova体验，然而从听觉的角度出发，这首歌不仅破坏了专辑的整体感，同时也因为听觉习惯的左右，致使我们产生了他根本就不适合演唱此类作品的感觉。不过它的收录也不是那么莫名其妙，似乎周杰伦想用这首歌嘲笑那些说他一成不变的人，瞧，我的音乐就是这样，你要让我换种风格，只能是这么难听。
可以说这不是周杰伦最出色的一张唱片，但却是他最不聪明的一张，否则他不会用《依然范特西》的唱片标题张扬他音乐中不断重复自我的弊端，正应了几年前的那句话，“周杰伦用一个节奏做出了四张专辑，”，有所不同的是，《依然范特西》已经是他的第七张专辑。
文/王硕 9月27日 朱哲琴上周日去第三极参加朱哲琴的首发会，一进门就看见了这段时间备受关注的刘颖。聊了几句之后，王文忍不住求证他的绯闻事件。平日腼腆的刘颖更加腼腆，把脸藏在长发当中欲言又止，最终还是不说一句话。之后刘老师可能觉得再这么待下去更加尴尬，于是以逛逛为由，率先离开。临走的时候又跟我们爆了一个八卦：最近天涯上有人说许飞的男朋友叫谢天笑，原因就是他天天穿着谢天笑那件印有他名字的“No Love”T恤。 首发会的屋子不小，平时第三极的讲座也都在这儿开，所以他们设置的座椅就像小课桌一样，还能在上面作纪录。我到的时候大屏幕里正在放她那个四国纪录片，这纪录片之前我在苹果社区看过了，所以没什么兴趣，于是在第三极开逛。去了趟台港书店，发现这里除了最开始有几本好书之外，现在已经沦落到台湾资料普及书店的地步。我两个月之前在这订的《泥石流本纪》到现在也是杳无音信。 我比较讨厌这种大的书店，主要是东西太杂太难找，不过你要是毫无目的寻找某一类的书，估计能找到不少。我逛着实在无聊的时候就去导游书籍的区域找找有没有对导游资格证考试有帮助的书。结果令我失望，一本都没有。不过倒是找了不少对导游工作有帮助的书，基本上都是学习初当导游时如何装孙子糊弄事儿的。 回到朱哲琴首发会的时候，正赶上她签售，刚才满满一屋子人没剩下几个，数了数，排队等着签名的人总共不超过50个。刚想说朱哲琴吸引力大大下降的时候，回头看了一下摆在那儿卖的CD，觉得50个人确实不少。这张《七日谈》分两个版本，一个是纯CD，另一个是CD+DVD，前者卖60，后者是116。对于这个价格，还能有这么多人在现场被游说成功，可见如今的感动是多么的廉价，因为朱哲琴在介绍自己专辑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一点儿滔滔不绝的架势，更多的时候是在吞吞吐吐，只不过试图用自我感动去感动在座的人。幸亏当天的人不是冲着娱乐来的。 后来跟她聊了几句，她说自己比较喜欢Bjork，钟爱她的《Post》和《Dancing in the Dark》，小时候最早接触音乐是3岁时听到的样板戏，第一张消费的磁带可能是一张儿歌大联唱。 9月25日 月光乌托邦上周五去钟楼后面的“疆进酒”看The Verse的不插电演出，觉得不插电的他们比插电时要好。关于他们的演出，我看了差不多得有十几场了，之前看过最好的一次是他们去年四月底在愚公移山帮子曰暖场。如今的不插电刷新了他们去年在我眼里创下的记录，成为了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场。其实像The Verse这种乐队不好演出，因为他们一把箱琴一把电琴的编配对音响的需要特别高，如果在一些小场子，那他们的效果就不错，如果在大场子，基本上黄勃的箱琴就形同虚设了，根本听不见，所以整体效果比较单薄，就好像是三九天看着一帮人没穿裤子在台上演出，哆哆嗦嗦还得意洋洋。 我认识黄勃就是因为他们出第一张专辑时，松木托我写专辑文案。后来经过几次接触，觉得这人不错，于是来往密切。如果有人还记得“南方大摇滚”的话，那估计还对一支叫做“盲流”的金属乐队有些印象，黄勃就是那个乐队的主唱，据他说，当初他们乐队在南方各省当中我许多歌迷，只可惜我没见证那个年代，所以无从证实。但在那时候没几年，我就在电视上听到了他的一首歌，那是体彩刚开始的时候，张忠文主持一个开奖节目，每次插播广告的时候，总要放一首鼓励全市人民购买体彩的主旋律说唱歌曲，歌名我记不住了，倒是记得歌词里出现过“什么，什么，又建了什么，这是你的两块”之类的话。这也是我认识他之后才知道的。 The Verse的作品有很多，我最喜欢《月光乌托邦》。早在七八月份的时候，黄勃就给我传过这首歌的小样。如果我记错了的话，当时的小样连吉他都没有，就有点儿打击乐，但听着非常舒服，后来又让他把歌词给我看，觉得歌词更牛。我建议那些过去相信过摇滚乐只存在于精神，后来又发现如今精神被形式取代的曾经理想主义者们都听听这歌。用黄勃的话说，“这首歌不是在讽刺谁，而是说这个世界上，理想主义者是最容易受伤害的一群人，他们只能在月光的映衬下苟延残喘，等到天亮了还得直面惨淡的现实”。 想听这首歌的人可以关注一下黄勃的博客，他们下个月在“疆进酒”还有一场，这酒吧貌似不要门票，只要你参与20元的最低消费就行。关于演出的具体时间我不清楚，想知道的人可以看他博客。我这里有链接，链接叫The Verse。
a的爸爸是天真的嬉皮士 他喜欢做爱和梦想和平 b的爸爸是个愤怒的朋克 年复一年他的中指依然坚挺 每个时代都有一个月亮， c的爸爸天生是个raggae爸爸 他只在想象中娱乐， d的爸爸自称垃圾摇滚青年 一颗孤独的心结局是合理的 每个时代都有一个月亮， 9月19日 葫芦娃大战吉祥福娃女人的爱好不多，但有一样让我受不了，就是装可爱。经常会跟我说一些ABB的叠词，比如喜欢欢、最爱爱、上床床和睡觉觉，当然，在睡觉觉之前她最常说的还有一个做爱爱。女人除了这个爱好之外，还十分喜欢一种叫做牛的动物，并且觉得自己很牛，于是姓李的女人时常会装着可爱并把自己叫做李牛牛。
有一天我去她们家找他，路上突然看见一个福娃的灯箱广告牌，怎么看怎么觉得眼熟，但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后来晚上做梦的时候梦见有个福娃老2（就是戴绿帽子的那个）来到我身边，并且给了我一块儿红布，我把这块儿布戴上之后什么也看不见，却依然能通过幻觉看到老2的脸。这时她告诉我，“假如天上的星星有许多，我会用太阳来爱你”，之后问我看见了太阳没有，我不好意思说没看见，即使我真的没看见。最终我还是撒了谎，根本没提太阳，只是告诉她，“这块儿布蒙住了我的眼也蒙住了天，而我通过它却能看见幸福”。没想到老2毫不留情的给了我一个巴掌，说“你这个混蛋骗骗我也就得了，还他妈没事儿跟我这儿误读崔健。你说你丫拿一首理性后革命歌曲跟我这儿谈感情，居心怎么那么叵测啊”。
这一巴掌给我惊醒了，睁眼一看，女人正傻呵呵的看着我，并且又在装可爱的时候说了一声“我是李牛牛”，睡眼惺忪的我突然想起梦里的那个老2跟女人装可爱时的样子特别像，就把那个梦告诉了女人。女人一开始还不接受，觉得我这是在诋毁她，慢慢的她觉得福娃其实也挺可爱的，在接受的同时也告诉我这娃娃不叫老2，而是叫晶晶，并在每次看到晶晶的时候都作出和它一样的表情，弄得我十分难为情。
日子一天天的过着，但奥委会那帮人依然不塌实，在福娃销售苦不堪言的时候又给纪念品销售行业添了一个堵，冷不丁的出了一个福牛乐乐，虽然它的形象比福娃好看一点儿，可惜好的那一点也十分有限。但这让喜欢牛并且觉得自己很牛再加上对福娃系列已经不抵触的她又一次疯狂外加愚蠢地喜欢上了福牛乐乐。其实喜欢不喜欢都无所谓，但多喜欢上一个就意味着她装可爱的几率比以前增加了，甚至有时候连着两次装着可爱说“我是李牛牛”，原因就是一块儿广告牌上既有晶晶又有福牛乐乐。
后来我仔细观察过了福牛乐乐，但总觉得有点儿别扭，直到有一天李牛牛面对福牛乐乐再也乐不起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福牛乐乐是残奥会的吉祥物。
昨天看电视，听说韩美林又设计出了一个吉祥福娃。我一看，顿时恍然大悟，发现福娃的原型原来是小时候看过的葫芦娃。其实对于韩美林这个人，我本身并不讨厌，后来福娃出来之后，才觉得他是个song2（输入法里没这个字）人。依照他的审美情趣，绝对设计不出这么恶心的东西，一看就是有领导在旁边指挥设计。在这种失去自我决策并且还可能自己身败名裂的情况下，任何一个聪明人都会选择放弃对福娃的设计，让领导一个人独自尴尬。但韩美林还是依然选择了坚持设计，并且把自己设计得臭名远扬。
不过在福娃出来之后的一次采访中，韩美林还是勇敢的说出了实话，“在最终设计出来之前的一个晚上，领导来到我家帮我，弄到凌晨的时候，我心脏病突然犯了，于是送去医院抢救，等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领导已经站在我身边，告诉我福娃的事你放心，我已经帮你完成了（这话属实，持怀疑态度的人可以去查当时的北京新闻）”。 9月17日 王老师，您最近嘛呢？怎么都不写space了差不多有一个月没写Space了，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人给我留言说“小伙子最近写博不勤啊”或者“你丫怎么不更新”之类的话，弄得我郁闷的同时，也在想自己最近是不是有些自我膨胀。
这个月大部分时间都在写稿，写的天昏地暗并且一身冷汗。跟别人约的饭局好多都没有兑现，其中我能想起来的包括和高中同学鲍鱼、洋葱的小聚以及和四色女约的彝家肴。前者是我一次又一次的忘记了赴约时间，以至于他们俩提醒我第二天别迟到的的时候还纳闷呢，嘴上说“哪儿有的事儿，咱不是没订时间嘛”，心里却暗自愧疚：哥们儿又给忘了。四色女是一个曾经想给我出《谁懂了我的面包》的蓉城女子，当时她在一个书商的公司上班，之后去了恶名鼎鼎的飞乐，如今辞职，准备前往一家影视公司。
这个月又在淘宝开了一个店，买的东西主要以Jack Jones、Only之类的过季服装和签名唱片为主。但在惨淡经营一个月之后，发现还是周笔畅的歌迷最牛，只有与她有关的东西才有人过问，其他东西再便宜也无人理睬。因为写稿的缘故，我前前后后收到了3张《谁动了我的琴弦》以及雨伞和发布会记者证之类的东西，准备出售，一是赚点儿伙食费，二是满足笔迷（现在好像叫“笔亲”）为彰显虔诚而拥有的虚荣。后来仔细衡量了一下，觉得没什么必要，主要是因为去了欢乐谷，觉得那帮冒雨等待周笔畅无法出现的歌迷实在太虔诚了，若是我再这样纵容他们的虔诚，周笔畅歌迷会就该变成邪教了，早晚跟法轮功一个下场。
另外在想是不是要把《野合都江堰》写下去，不写的原因主要是写到了“四”还没写出什么彩儿来，怕再写下去的话早晚得丧失写作信心。现在刚到“四”，收手还来得及，要是写到“十四”还写得这么平白无故，那我一着急还不得天天冲着警察说土匪。我记得写第一篇的时候女人就给我留言，打赌我写不到“五”。只不过当时我没跟他赌，如果我想写，写到“十五”都没问题，但我毕竟不是古龙那样的流氓，稿费也不是按行算钱。
最后的事儿还和女人有关。前些日子她胃疼，带她去学校医疗保险的合同医院看病。结果到了安贞，挂号缴费之后接到了一个电话，得知我们学校的合同医院已经变成了中日友好。顿时公费变成了自费，让我心里难受许多。在一个看病需要花钱的国家里，政府机构好不容易从西方万恶资本主义社会学到了一点儿人道的医疗保险，结果就这样被“通知延误”给征服了。
幸运的是安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坏印象，还让我找到了一些社会并不和谐的平衡。我带她看的胃病，医生问她哪儿不舒服，她说自己经常胃疼，并且详细诉说了胃的所在以及疼得经过，然后问医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医生的回答简单精辟，“胃有毛病”。注意这之间的逻辑关系：女人跟医生说自己胃疼，然后问医生为什么，医生说“胃有毛病”。他妈的，我知道胃有毛病，所以才来找你问有什么毛病，结果你丫还告诉我“胃有毛病”。
其实对于安贞的恶毒我早就深有体会。记得12岁那年，我去安贞做一个跟心脏没有关系的检查，医生非说我心脏有杂音，建议我花180块钱做一个超声心动，于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房间隔缺损，意思是说我心脏当中的一个房室有缺口，需要开刀用硅胶之类的东西补上。得亏我后来又去阜外医院“心动”了两次，得出了“心脏工作异常顺畅，将来一定性欲旺盛”的结论，才使得我没有走上一辈子求医问药的生活，并且到目前为止性生活和谐，偶尔还能让女人在一次房事中达到两次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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